昨天在走廊里靠花园的地方看书，一个工科的学弟走过来跟我聊天。认识他是在上学期的哲学课上，不过那门课太傻，我后来退掉了。这个孩子一直很欣赏文科的人，就好像我欣赏工科的人（多纠结），所以关系还算不错。昨天他说想学一些基本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，我当时就无语了，我说你要怎么样的算基本呢？我们专业的人一年出来叫基本，本科毕业才算是颤颤巍巍可以自己读书，你要学到什么程度？这个又不是法语德语的，突击一年就可以出师了。
后来我就问他为啥突发奇想要学古典语言。他说是一个在加拿大读书的朋友，minor选了拉丁语和罗马文化，最近写了篇博文说英语是没文化的语言，光懂英语不懂拉丁文的都是文盲；他不想成为“文盲”，于是就很想学学拉丁文。这下把我弄得是哭笑不得。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还抱着这种无聊的想法？
我不知道古典学领域内还有多少老古董有这种无聊的看法，至少我的老师们还有系里的荣退教授们都不会这么说这么想的，反而时不时地自嘲一下，有些我们国内搞古文献的人自嘲为孔乙己的感觉。经常遇到说“不懂拉丁文只懂英文是文盲”的人恰恰就是那些根本不懂欧洲古典的人，抱着一种近乎狭隘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心态想搞搞情调。说实话，挺恶心的。社会语言学会一遍一遍地告诉你，语言是没有高下之分的，所以估计这个学弟找铲子姐姐学拉丁文，一定会被她一铲子打死的。不过我今天不想谈这个，想知道语言学怎么做这个命题，请请教肉麻铲。
丘吉尔学拉丁的故事被梁文道传引过（见《酷拉丁》一文），其中关于呼格作用的讽刺最有意思。像这样的文章，就是给人文学者提供另一种视角，让你反思一下自己做的东西在别人眼中是什么。我们不比自然科学，公众不懂科学家在干什么却也坚信这些东西是“有用的”；更不比社科，社科有自己的一套科学理论，拿出去的东西都是可以指导社会的。人文不一样，你做的东西就在人身上，下的功夫在文化上而文化又是人的造物，所以如果你做的东西大家都无所谓，你做的价值在哪里？当然，价值之一类似于“保存古董”，把这些久远的、无人关注的知识一代代传下去，每一代有那么两三个专家，或许有朝一日会“有用”——古人就是缺乏我们现在的这种保存的条件，才害得当代考古学家要狠命挖，我们不能再留给后人一大堆“硬”谜团了（留下软谜团让后世历史学家去interpret估计是避免不了的）。再者，人文的价值就在于教化，在于让人知道我们这些现代文明是怎么来的，这么一来你就必须在乎别人怎么想，然后你才知道什么是你关起门来研究的东西、发表到学术刊物上去的东西，什么才是你应该出来布道的东西、发表到大众刊物上的东西；然后你才知道自己的学科和别人的学科都是怎么贡献社会的，而不是拘泥在自己的一方天地，把其他领域统统看扁（耳畔又响起了刘大师的“蝈蝈岛”）。
就说古典学的兴衰，我不是搞历史的，讲起来不那么专业，但是大致不会错。如果说从启蒙复兴那段时间算起，古典学最初是贵族们必修的东西，后来也就自然而然变成了从政的途径。英国17-19世纪一大堆首相都是这个专业出身的，牛津大学的古典学专业至今还叫Literae Humaniores，一般翻译成liberal education，但拉丁文的字面意思是more human learning，也见过有地方建议翻成Advanced Studies的（估计有些“高等人”的意思在里面，汗~），从名字里就昭示着高人一等的霸气。所以就连达尔文这样的生物学家，最初也是学古典学的，有点儿像是上流社会的必修课。可是后来不一样了，政客们开始学经济了学法律了，现在的美国总统个个都是JD出身。特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最笃定的牛津大学也摒不住开了PPE专业，用这个“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”三合一的专业彻底替代了古典学在训练政治家和公务员上的作用。薄熙来的公子瓜瓜现在在牛津读的就是这个专业，巴基斯坦前两年被刺杀的贝·布托和缅甸诺奖得主、现被软禁的昂山素姬在牛津都是修的PPE。
这样一个古典学地位下降的过程其实是个好事儿，它把古典学请下神坛，还原为众多大学科目中的一个。虽然有人觉得这是矫枉过正，因为在很多不著名的大学里，古典学都是弱势群体，有濒临灭绝的感觉。其实这反而是好事儿，因为你看一群牛气冲天的大学，没有一家不设古典学的，哪怕是放在那里不要它出成绩，也要开设他。这样一下子就把牛校和衰校给区分开来了。从来最好的学校，都是那些愿意并有能力传承人类精神遗产的学校，在古典学盛极一时的时候，你是看不出来哪家是真心诚意地要开它，哪家是跟风硬开的。就好像现在国内的法学院和外语学院，什么乱七八糟大学都要开出来，上海话讲“开开白相相”，真是开来好玩的。只有等到它们的光环散尽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到喧嚣之后的真相。就像今天，全世界说英语的古典学家还是像朝圣一样地往牛津跑。
